徐鹏:家族企业的理性选择

 

子承父业是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最常见的形式。即使这种做法长期在理论层面受到学者的诟病,即使这种做法在实践层面被无数案例验证无法逃脱“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即使如此,绝大多数的家族企业仍然坚定地选择这样的传承模式。这种看似飞蛾扑火的“疯狂”举动的背后除了家族传承的感性成分以外,定然存在着经济理性的成分,如果以交易费用理论为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其中的理性便不言自明了。

威廉姆森(19791981提出,与其他类型的企业不同,家族企业内部存在着许多专用性极强的资产。这些资产是家族企业的关键资源和核心竞争力:比如家族的信仰与行为准则;家族领袖的个人思想与魅力;家族与其他家族、政商之间的关系网络;家族的声誉;家族与企业雇员之间长期隐形的关系合同等等。这些隐性的资产并不是依附于企业组织之中,而是依附于家族组织之中,甚至是依附于家族中某一个人身上的,它们影响着企业的兴衰,决定着家族的兴亡。它们犹如国王的权杖,是家族企业代际之间真正传承的东西。

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当交易涉及的资产专用性程度极高时就需要绝对的权威来统一治理,而无法通过市场治理或是三方治理来实现交易费用的节约,因为不可能写出详细的长期契约以保证交易的公平顺利实施。家族企业的传承过程涉及专用性程度极高的资产,家族一旦将企业交给继任者,意味着家族需要将所有的特殊资产交给他,需要对继任者提供最大限度的投资与支持。这个传承过程的实质就是一个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交易的过程,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与专用性资产导致双方无法签订完备的长期契约,契约签订前委托人面临着逆向选择带来的风险,契约签订后委托人面临着败德及事后套牢的风险。为了最大限度节省交易费用,降低事后套牢的风险与成本,委托人会选择关系合同并采取统一治理的方式——即在家族内部实现传承,或是利用日本家族企业的“婿养子”的制度,将代理人“一体化”到家族中。尤其是当家族企业的外部法制环境不健全、经理人市场机制不完善时,退而求次的三方治理模式无法实现,因此家族内部传承必然是家族企业的理性选择。

科斯认为相对于市场组织来说,企业组织是通过权威和等级科层来降低交易中的成本,这是企业组织存在的原因。威廉姆森在科斯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根据交易涉及的资产专用性的程度不同,企业内部治理契约的形式也不同——“简单的交易匹配简单的治理结构、复杂的交易匹配复杂的治理结构,使得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总和最小化”。如果把经济组织的类型分析看作是一个谱系的话,科斯和威廉姆森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了谱系的两端——企业与市场。而家族企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市场-企业两分法还远远不够,至少在企业谱系部分可以根据企业治理、管理模式进一步将企业治理类型细分。家族企业是家族组织与企业组织两种社会组织形式的融合,血缘与契约的交织形成了比普通类型的企业更加权威化和科层化的治理体系。正是这样“复杂的治理结构”才能治理代际传承、家族权力配置这类“复杂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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