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锷:威廉姆森的“机会主义”之我见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称,对于机会主义”的认识,是其对经济学首创的贡献之一。威氏认为:经济生活中的人总是尽最大能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经济中的人都是自私的,而且,为了“利己”,还可能不惜“损人”。他把人这种一有机会就可能损人利己的本性”定义为“机会主义”。

在我看来,威廉姆森对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特征的界定并不特别“新鲜”,难言“首创”,因为西方经济学早就把经济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的基本特征一般性地抽象为“理性人”或“经济人”,即能够认识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这种假定认为,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如果说威廉姆森有所“创新”,那大概是他在“理性人”或“经济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经济活动中的人不仅“利己”,而且还有可能“损人”。但在“帕累托最优”状态下,想要“利己”就必须“损人”,于此威廉姆森的“创新”意义不大,只有在非“帕累托最优”状态,他的贡献才有些许“新意”。好在现实社会中,“帕累托最优”似乎是“乌托邦”,非“帕累托最优”才是常态。

威廉姆森指出,奉行“机会主义”的人(或称“机会主义者”)的行为会受到法律的制约,违反了法律,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法律使损人利己的行为受到一定的节制。而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认为,在寻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经济人”又受无形之手的影响,各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对他自身有利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一个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在这个场合,像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在这方面,是否也可以说威廉姆森和其前辈亚当·斯密“一脉相承”?区别或在威廉姆森所定义的“机会主义者”受的不是“无形之手”,而是“有形之手”的影响。

威廉姆森真正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具体分析了什么情况会使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到使之失效的程度。他着重分析了四个方面,其一就是“机会主义”,威氏认为一切足以导致市场交易费用增加的其他因素都是通过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才具体转化为交易费用的上升。其二是“小数目条件”,威廉姆森指出:如果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交易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性就很小,那么,机会主义本身就会有颇高的代价——机会主义的行为会使“机会主义者”失去交易伙伴。因此,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竞争压力较少诱发机会主义行为,甚而抑制机会主义行为。但是,如果市场上“玩家”的数目很小时,那么,交易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就会增大,经济利益的考虑就会更多地诱发机会主义行为。比如当市场是寡头、甚至是垄断时,依赖寡头和垄断的另一方——即非寡头、非垄断的一方——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市场交易费用将十分高昂。 

威廉姆森的意思是,寡头和垄断的一方更有“积极性”成为“机会主义者”,因为它们的数量少——意味着交易的另一方,即非寡头、非垄断的一方的选择余地小——即便它们“耍赖”、“欺行霸市”,对方也只有忍了。但我以为,即便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交易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性很小时,也有可能“机会主义”盛行。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的流动摊贩(无固定营业场地),很多这样的小摊贩卖水果蔬菜,可谓“竞争激烈”,按威氏的理论,小贩们理应“安分守己”,但事实却是,没几个小贩不“短斤缺两”的,大多是“机会主义者”。这些小贩当然也知道,他们这么做,被“损”的顾客上一次当,就不会上第二次当,但他们依然明知故犯,照做不误,其原因在于,他们本就没指望顾客成为“回头客”,反正中国人多,每个人上他们一次当,他们就已经赚了。我想,个中逻辑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商家不那么诚信,中国为什么缺大品牌,为什么少“百年老店”。中国总是有“特色,光“人多”这个“特色”,就使许多事情不单不能以常理论,且不能以诺奖得主的高超理论来论。


{literal}
{/lite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