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斯到威廉姆森再到哈特

巨人的肩膀

理解威廉姆森理论思想的起源,需要了解四个人:弗肯尼思·阿罗、小阿尔弗雷德·D. 钱德勒、罗纳德·科斯和赫伯特·西蒙。

1937年,罗纳德·科斯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深刻地讨论了企业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问题,并创造性地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来解释这一理论。科斯的理论解释了个体之间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生产合作的前提下,企业这种组织形式依然存在的问题。当时人们还在普遍把市场当作实现合作的主要手段,科斯则坚信,企业也在执行极其相似的功能,因而可以取代市场,两者不过是经济组织的两种相互替代的手段。虽然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为理解企业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但是科斯并没有诠释什么是交易费用,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概念的操作化困难导致科斯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不同交易会由不同的经济组织来治理,这一问题长期困扰着他的追随者。

西蒙于1947年发表的《管理行为》中提出探讨组织的核心问题,就要溯本求源,把人类的理性目标与所扮角色在认知上的局限性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行。它“不折不扣是一个这样的领域:人类是按有目的的理性行事,但人类又只具有有限的理性;因此才为一种真正的组织和管理理论留下用武之地”

钱德勒于1962年发表的著作初衷是研究企业史,而非组织理论。他对各种组织形式的起源、扩散、性质及重要性诸问题的史学描述,在很多方面都走到了组织理论的前沿。钱德勒的著作让人们开始真正地认识经济组织。

阿罗提出“市场并不是绝对失灵;最好是放宽眼界看问题,那就是在一般情况下,交易成本的存在会阻碍市场;而在一些特定情况下,会使市场根本不能形成”(阿罗,1969)。同时,阿罗也提出了信息的重要性——“对买者而言,在他获得有关信息之前,他并不知道这些信息的价值;但当他事实上得到这些信息之后,他又没有付出任何成本”(阿罗,1971)。

威廉姆森这样论述他的知识谱系:“在我对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当中,有四位起关键作用的学界名人,他们是肯尼思·阿罗、小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罗纳德·科斯和赫伯特·西蒙。虽然在课堂上我只能见到其中的阿罗和西蒙这两位老师,但我仍然把钱德勒和科斯视为自己的老师。从阿罗那里,我懂得了信息的重要性,还有不应该抱残守缺,把困难的问题硬塞进正统的框架内。钱德勒教导我,组织创新是一种重要的现象,但又受到人们的极大忽视,而这对于理解美国产业具有普遍的影响。科斯教导我,交易费用是经济组织研究的核心,而且应当以比较制度方法进行这种研究。而西蒙则教导我,行为假设是十分重要的,并且不应当受到学科疆界的僵化限定。”

巨人肩膀上的眺望

威廉姆森继承了西蒙对个体行为假设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假设,根据阿罗和钱德勒的组织观发展了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创造性地引入了“资产专用性”和“治理结构”的概念,将交易费用概念操作化。他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用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以及交易频率来刻画交易并且度量交易费用,再由交易成本来研究各类合同,从各类合同中发现相应的治理结构,由此考察各种经济制度。他在这些理论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交易费用经济学,极大程度地推动了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发展。

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经济关系是交易,威廉姆森认为分析最基本的经济行为时一定要考虑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在经济中的作用相当于物理学中的摩擦力。正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所有的交易都需要契约来治理,但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的存在,导致契约是不完全的。不同的契约根据其属性的不同,分别对应不同的治理结构,继而通过比较不同治理结构的交易费用来比较经济制度,这正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精髓。

区分各种交易的主要标志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以及发生的频率。其中,资产专用性是最重要的标志,也是使交易成本经济学与其他解释经济组织的理论相区别的最重要特点。对于不存在专用性资产的契约,不论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如何,都属于古典契约,主要应用市场治理结构。资产专用性程度、不确定性程度以及交易频率都较高的契约属于关系型契约,需要统一治理,即不是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而是在有组织、有统一权威关系(即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内部进行交易。处于两个程度之间的属于新古典契约和另一种关系契约,需要实行三方治理,即通过企业组织和市场以外的可被第三方监督的方式施行。

交易类型与治理机制

 

投资特点

非专用

混合

独特

交易频率

偶然

市场治理

三方治理(新古典式合同)

经常

(古典式合同)

双方治理   统一治理(关系合同)

 

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在威廉姆森思想的基础上,Hart1995)提出挑战:为什么一体化一定会抑制机会主义?如果一体化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为什么全世界的企业没有合并为一家?对威廉姆森交易成本思想的进一步探索和经济学形式化的追求导致了产权理论的诞生。GrossmanHartMoore进一步提出:在同样情况下,企业和市场都有成本,哪种组织形式可取,依赖于哪方的关系专用性投资相对重要。他们的思想旨在通过建立能正式描述和分析争议成本的经济模型,打开进一步研究企业及其内部组织的通道与空间(Hart2007)。他们认为契约中存在许多事前无法规定的剩余权利,这部分权利就是剩余控制权(residual rights of control)。一方拥有资产越多,外部选择权越多,剩余控制权越大,谈判力越强,得到剩余也越多,因此事前的专用性投资激励就越强。而对剩余控制权的争夺会导致事前投资的无效率,所以社会最优的投资激励不可能实现。GHM认为,应该通过资产所有权或者剩余控制权的配置,确保在次优条件下实现最大化总剩余的最佳所有权结构,这就要求把所有权安排给投资重要的一方。他们用剩余控制权的观点正式分析所有权与企业边界问题(GHM模型),该理论的核心是构造了所有权配置通过对事后资产利用的控制从而对剩余的分配而影响事前激励的正式分析框架,提供了一体化(企业边界)收益与成本统一的解释。这一方向的工作构成了不完全合同的主要内容。

威廉姆森等人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形成了产权学派、交易成本经济学(TCE)和新经济史三个分支,而且进一步引入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成为主流微观经济学中合同理论和组织经济学的主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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